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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破解“胡焕庸线”难题？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1935年，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利用简易的人口分布调查资料，测算出当时中国的人口分布密度，揭示出人口空间分布规律，提出了著名的“瑷珲—腾冲线”概念。此后近一个世纪中，这条线成为研究中国国情的重要参考，更被中外学者称为“胡焕庸线”。
“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他(胡焕庸)用一个经济地理概念集中概括和反映出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形象地刻画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基本国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房宁近年来通过实地考察，对“瑷珲—腾冲线”进行再发现和再定义。他认为，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实际上是由不平衡造成的，二者亦互为因果。这条基本国情线的东、西两侧的人口与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研究胡焕庸先生留下的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探索“瑷珲—腾冲线”沿线开发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将产生重大的历史作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历史上以“瑷珲—腾冲线”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分布差异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房宁：“瑷珲—腾冲线”概念最早由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它通过尚且粗略的调查统计数据揭示出当时中国人口分布的巨大差异，即东侧半壁约40%的国土上集中了90%以上人口，西侧半壁约60%的国土上居住的人口却不足10%。时至今日，基于更精准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国土面积约为38.12%，人口约为90%，西侧的国土面积为61.88%，人口约为10%。
从当年胡焕庸先生的本意来看，“瑷珲—腾冲线”就是一个反映中国人口分布的概念，但今天我们知道这条线的意义远不止如此。今天，我们把“瑷珲—腾冲线”称为“基本国情线”，其在人口分布不均衡的基础上更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在“瑷珲—腾冲线”东西两侧倒置错配分布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主要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东，而以水能、煤炭、光伏风能等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却主要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西。支持中国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沿“瑷珲—腾冲线”两侧形成分割与反向分布。
中新社记者：有学者认为“瑷珲—腾冲线”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从文明视角来看，“瑷珲—腾冲线”是否也存在分界线意义？
房宁：这涉及更深入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关注“瑷珲—腾冲线”，2012年就制定了第一个研究考察计划，近年来开始实地考察。通过初步调查研究发现，“瑷珲—腾冲线”作为一条人口不均衡分布的经济社会断层线，并非中国近代以来才有的现象，至少在秦以降就已存在。两千多年来，“瑷珲—腾冲线”是活动的，时进时退，南北、东西有很大的“摆动”。甚至可以说，“瑷珲—腾冲线”的进退及其两侧古来不断发生的冲突与交往，是中国、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及表现。
我们在考察中，特别是在东北、内蒙古、河北、山西、四川等地发现，这条分界线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有雏形，并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中原政权与西北游牧民族的不断冲突与交往而不断摆动，直到明清才逐渐稳定下来。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律性现象。但与“秦岭—淮河线”自然地理地貌和气候分界线不同，“瑷珲—腾冲线”并非单纯由自然因素构成。
我们初步辨析和归纳总结出中国历史上“瑷珲—腾冲线”形成的五大自然—社会因素，除了学界通常谈论的地理地形、环境气候、生产方式等因素，还包括政治军事和文化因素。
首先，从地理、地形看，“瑷珲—腾冲线”总体上处在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过渡地带，从北到南先后经过第二阶梯中部，从大兴安岭前沿经过蒙古高原前沿、黄土高原东南地带、四川盆地西缘一直到云南抵达青藏高原的脚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将这条线称为“美丽中国的中脊带”，这更多是从地理地形的维度来看“瑷珲—腾冲线”。
第二，从环境气候看，“瑷珲—腾冲线”沿线的降水量大多在400毫米上下，东北和西南两端降水相对较多，从平均降水量来看沿线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干旱和半干旱气候。“瑷珲—腾冲线”大部分地区的无霜期在160天以下，许多地区在120天左右，甚至有的不足100天。
第三，从生产方式看，历史上较长时段内，“瑷珲—腾冲线”的东北、西南两端基本上接近于无人区，而中段沿线基本上是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分界线。
我们现在的认识已超越上述这三种因素，政治、军事及文化因素也很重要。“瑷珲—腾冲线”实际上与中国自古以来不断修建的万里长城关系密切。由秦至清的两千多年间，长城在秦、汉、宋、辽金、明等朝代经历过不同位置，有秦长城、汉长城、宋长城、辽金长城、明长城，历史上中国人口分布界线的移动与上述长城的进退基本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导致人口分布界限的还有文化因素。当年窝阔台即汗位后，蒙古贵族本想在刚占领的北方跑马圈地，以游牧代替当地的农耕生产方式。但熟悉华夏文明的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蒙古贵族的主张，在他的强力游说下，蒙元政权最终选择了承认和保护中原农耕文明的政策，并积极恢复文治。耶律楚材改变蒙元政权的政策，体现了一种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力量。
在“瑷珲—腾冲线”的形成和摆动过程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民族关系。及至清代，长城沿线终于从进退征战，转变成贸易交往、人员往来、文明交流。康熙皇帝曾说：“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长城内外、“瑷珲—腾冲线”沿线附近的各民族得以通过商贸的形式互惠互利，实现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堪称中国政治文明的伟大成就。
中新社记者：通过实地考察“瑷珲—腾冲线”，您提出，沿线区域是未来中国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前沿阵地”。这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何战略意义？
房宁：中国正处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曾通过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而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65%甚至达到70%时，就会完成社会转型，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因此，65%的城市化率应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测试指标。
今日中国也面临这一问题。根据测算，如果以目前正常的发展速度计，中国每两年可提升城镇化率约一个百分点，到2035年中国同等国民待遇城市化率可达65%。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分别达到68.61%、63.22%、70.85%，而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有57.27%。由于资源禀赋与环境承受力呈现反向分布，就更需推动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来打破这种不平衡，进而实现更为均衡的新的发展格局。
“瑷珲—腾冲线”绵延数千公里，沿线经过8个省区的26个地级市(州、盟)，幅员9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9.72%；沿线区域拥有耕地约1959.32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52%；沿线人口近7000万，占全国人口的近5%。同时这一区域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新社记者：“瑷珲—腾冲线”概念提出至今，近90年时间里这一现象并未发生实质改变。这是否意味着胡焕庸的难题很难破解？
房宁：作为基本国情，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近20多年来中央采取了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诸多国家战略，做出许多努力，但要破解这一难题却非一蹴而就。根据我们的研究，通过普惠性政策支持，很难在东北、西北、西南这些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建立起新的增长极，要破局还应继续增强相关战略、策略和政策的针对性。
我们认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基本策略应当是在沿线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地点，建设一批高起点、采用新技术，符合“双碳”目标的，有利于发挥当地经济禀赋的新产业，并以此聚集人才、吸引投资、形成市场，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建立新格局，实现新发展。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我们看到“瑷珲—腾冲线”沿线具备一定基础的城市已有长足进展，成为新格局建设的新星。其中最引人瞩目且具典型意义的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已形成西部内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极，加之达州市、万州区、开州区组成的“万达开”统筹发展示范区，在西部地区形成两条新经济带，为整个东北、西北、西南以及中部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新兴经济带对新技术、资本及劳动力的需求更多、空间更大，未来“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的开发将在中国协调、平衡、绿色、可持续的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房宁，政治学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四川大学讲习教授。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调研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2010年9月，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讲解《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2013年4月，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讲解《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房宁倡导“向实求学”、用脚底板做学问。2017年曾徒步全程考察京杭大运河，2021年开始实地考察“瑷珲—腾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