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就医大巴”：好医生在哪，患者就上车去哪

　　上海有1500条公交线路，这一条可能装了最多的口罩、CT片、光头、焦虑与悲情。这条线路只停靠5个站点：肿瘤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耳喉鼻科医院(五官科医院)和华山医院。

　　当上海人尚在睡梦中，来自舟山、张家港、绍兴、慈溪、江阴等长三角地区的病人从家乡出发，乘坐几个小时的客车，抵达上海交运巴士长途南站，再转乘这辆“就医直通车”。

　　在北方，有环首都进京看病圈；在上海，这辆就医大巴装载着外地患者在医院间摆渡，于地图上画出一个狭长的“心型”，最终回到南站，捎带着返乡客人。

　　光听这辆巴士停靠的几个站点，就足以让旁人同情。如果听说这趟车里有化疗了70次的病人，有花一年工钱、辗转找不到病因的农民工兄弟，有刚刚被癌症找上门的母亲和两周跑来复查一次的外乡人，那种具体生命的枯萎和与疾病抗争的决心恐怕更加震撼人心。

　　好医生在哪，患者就去哪

　　3月25日，周一，小雨，电台主持人用温和的声音安慰着早高峰的听众。上海的主干道上已经出现18公里的拥堵，那等同于2000辆小轿车的停车场。来自宁波慈溪的客车也身陷车海，在它到达终点上海南站时，气动车门的出气声一响，蔡炯立刻冲到车前。

　　他是就医直通车的工作人员，负责拉客，一只手摇晃着写有5家医院名字的纸板，另一只手拿着喇叭喊“就医专线”和医院名。“慈溪下来的，原本很多人，现在只有一个。”因为下雨和堵车，就医直通车最繁忙的周一，人流迟迟没有上来。

　　周一是专家号密集的一天，这些外地的寻医问药者在网上挂专家号和特需门诊，等上一周、两周、一个月或是更长时间，来上海预约、检查、再问诊。

　　当张维从绍兴汽车站出发时，家乡的天空还是深蓝色，路灯把人影拉得很长。鲁迅也曾在这老路上奔跑抓药，却没能治好父亲。张维想要不一样的结局。她30多岁，是电视台记者，也是乳腺癌转移肝脏和骨骼的患者。从2014年发现癌细胞以来，她化疗了70次，放疗10次，《冰点周刊》曾写过她的故事。

　　张维乘坐的那趟就医直通车上没什么人，她的抗癌事迹掩藏在羽绒背心和平静的面孔下。直到她再也无法出现，车上的人也不曾记起她。

　　大家都是如此普通，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并排而坐，丈夫望着窗外的风景，妻子系好安全带，在他身旁睡去，两人的手攥在一起。她得了肺癌，偶尔喘不上气，脸红红的。儿子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后，母亲因为不能太劳累，坐不了长途飞机，至今还没去过美国看望孙子。

　　快到肿瘤医院时，妻子醒了，丈夫从保温杯里倒了些水，让妻子喝下，语气温和。

　　疾病隐藏在这些普通的面孔背后。一个来自华西村的47岁女人体检时，在肺上查出结节，“医生让我两年一检查，我还是害怕，一年来查一次。”她在江阴的医院和上海中山医院都做了体检，“总觉得大上海好吧”，两边的体检报告厚度相差一倍。

　　她在车上听到江苏和浙江各地的口音，“稍微懂一点就跑来上海看”“乡镇医院，我每次去空荡荡的”，而在上海的大医院里，“黑压压的，空气都浑浊了”，连排队等电梯的队伍都从十字路口的这头排到了那头。

　　张维在上海有一位来自农村的病友，很省。化疗的时候十有八九在吃方便面，超市再买袋小蛋糕，水果都很少吃。只有在白细胞不达标的时候，他才奢侈一把，去市场里买一斤半斤羊肉来，分两三顿吃完。

　　大巴车上，来自南通的女士挎着名牌包，粉底透亮、翠绿的镯子在手臂上滑动。她来为60多岁的父亲取报告。父亲得了小细胞肺癌，经过几次化疗，家人如临大敌。“每天早上给他准备一根刺参，他自己拿着上楼吃。还会煮阿胶粥、铁皮石斛、灵芝孢子粉……”

　　“他是癌症病人，不怎么碰鸡汤的，所以不去外面的饭店吃。我们每天坚持吃鹅蛋白，哥哥在乡下包了一只鹅专门下蛋。”女儿陪着父亲两个月来一次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南京开中药，“过年去海口的家里也带着煎药”“自己要做个有心人”。

　　“不管贫富，看病是唯一大方的。”司机总结道。而且，无论贫富，大家都涌向上海。医院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典当行。缴费窗口举着现金的，往往是外地病人。“越高级的医院资源和收入越多，优秀医生也向三甲医院集中，基层医疗机构缺乏人才。”一位医生说，“好医生在哪儿，患者就去哪儿。”

　　病与急

　　司机宗毅将矿泉水瓶盖扎了几个小孔，装上消毒液，每晚淋洒。让患者心生嫌隙的气味在第二天已消散。

　　司机最怕乘客呕吐，驾驶舱旁放着袋子，如果听到有人咳嗽，驾驶员会立刻问一声需不需要呕吐袋。他们也会把车辆开得尽量平稳，“一般我不会急刹车。”宗毅说。

　　天热时，司机能看到picc(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留置在乘客的胳膊上。导管直达靠近心脏的大静脉，避免化疗药物与手臂静脉的接触，防止手臂溃烂。

　　大巴车在上海的街道穿行，停靠在临近5家医院的公交站点。大巴上的三级台阶对有些病人来说也是阻碍。人没了力气，手拉着两边的扶手，艰难地往上挪动，不像正常人一跨就上来了。

　　“化疗本身心情不好，一般我不去招惹患者。”一年前，就医直通车正式运营时，宗毅就成为6位司机中的一员，他一天跑三班，新能源大巴车已经走了1.2万公里。

　　它2.5米宽，11米长，高度不超过3.6米，在长途南站的停车场上像巨型吐司整齐排列。允载45人的车厢在高峰时装下42名乘客，低谷时则只有一两个乘客，甚至会因无人乘坐而停驶。

　　据说做过销售的人，才能干好蔡炯拉客的工作。下雨的早高峰，南站等待出租车的队伍已经排了十几米，车却空无一辆。蔡炯走过去，拿着喇叭和纸板揽客，票价10元，两人以上打八折。他语气急，乘客也急。

　　“问的最多的是能不能马上走。”蔡炯说。上午，大巴车半小时一班，下午在三点半之前有3班。多数乘客都已经在网上挂好了号，预约了时间，要准时赶到医院。南站曾做过调查，统计出就医直通车的乘客等待极限是15到20分钟。

　　这种急躁在车厢里展现得更为明显。雨停了，大巴在狭窄的街道上仍跑不出速度。乘客伸长脖子、探身盯住前方道路，对几时能到达医院感到心焦。

　　性子急的反复问司机还要多久。司机也被搞得不耐烦了，坐在后面的人吵起来，“你们开车时说来得及呀。”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尽力用普通话劝说，“他们这车就是为我们服务的。”马上有个男声插嘴，“他就是为了挣钱呀。”司机否认，这趟线路是亏钱的，那人立马反问，“亏钱还开什么？”

　　灰霾使高楼看不清面目。车内气氛紧张，有个老头在嘬自己的腮腔，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啧啧声。

　　大巴车前一辆行驶缓慢的轿车成了新的靶点，“前面那车在干吗？在睡觉啊？”一个女人尖声说。

　　南站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劝慰，“你耐心一点，本身去看病，别影响你的心情，打的也是走这条路，也是堵的。”

　　在这条线路上工作，要会“看山水”(方言，指察言观色——编者注)。以前有司机在统计下车人数时，问了句“肿瘤有几个？”一位乘客立马翻了脸，质问他，“什么叫肿瘤有几个？不要瞎讲！”从那以后，医院名变成方形小卡片，乘客可以无声地递给司机。

　　就连这趟就医直通车的线路名称也几经修改。以前人们随口叫过“看毛病车子”，也叫过“健康专线”，因为听上去太像卖保健品的而被淘汰，还有人提议叫“看病专线”，但又犯了中国人的传统忌讳，门口的广告牌改过两三次，才定下现在的名字。

　　大巴顺路接上看完病的人回程，车辆与普通的大客车看上去无异。车头写着医院名的纸板，并不那么显眼。宗毅以前开着这样的车跑旅游，“那个欢声笑语多一点”。也有司机每天只跑中午一班，早晚接送上班族。那些健康的年轻人有的上车就打游戏，有的补觉，有的听歌，有的吃早餐，都是熟面孔和生命力，“空气都不一样”。

　　一次次化疗，一次次过关

　　大巴穿过小巧的花园和明显有年头的房子，穿过只有英文名的店铺，偶尔的颠簸引起CT片子与塑料袋摩擦的声响。车内大多数时间安静，只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在喊饿。一位女士在车上涂护手霜，香气传开，遮盖了病恹恹之气。

　　“去五官科医院的人，有的眼睛瞪出来，有的好像盯着你看，有的眼睛一高一低，有的大阴天戴墨镜。”宗毅总是在快到站时，从后视镜里看一眼满车的外地病人。

　　张维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在她刚发现病情的第一个月，晚上不睡，白天也不睡，连吃三四种安眠药都不起作用。有一段时间，她一天能吐20多次，比十月怀胎孕吐加起来还多。后来，她又尝到了天昏地暗的痛楚，胃里就跟一把铁勺子在搅拌一样，因为放疗射到了胃。

　　“一开始我也没想到要化疗这么多次，如果一开始跟我讲我大概要昏过去了。可是后来，一次次地化，一关关地过，居然走过了这么多路，化疗了这么多次，居然被打倒之后还能调整调整，继续走，继续化。”她曾写道。她一次次乘坐大巴车，跟随人流涌向上海，一次次穿行在繁华都市的街道，在大医院靠站，寻找活的几率。

　　张丽萍与张维一样，也是乳腺癌。她撑过了5年，中午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脸上，看起来年轻了几岁。

　　她握住大巴车最前排的扶手，有些惆怅，口气里掺着懊悔，“照镜子时完全不一样了，凹进去了。”

　　5年前，她做了全乳切除手术，右侧乳房“切得干干净净”。

　　“我生完第二个小孩，花了两万多元隆胸，那时广告都做到家门口了。”她爱美，1995年文的眼线残存在脸上，难以清掉。已是做了外婆的人，赶潮流做了半永久式文眉。“我年轻时走路都抬头挺胸，现在都这样走。”她说着，把后背拱起，蜷缩在座椅上。

　　做手术时，医生切了个小口，“把东西拿去化验”，回来时说有癌细胞，要割掉。“我说不要割掉，不要割掉”，但医生说有风险，“吓都吓死了”。

　　刚刚患病的人中也有衣饰讲究、风采过人的，尤其上海女人收拾起自己来更是精致利落。但一两个化疗打下来之后情形大变，往往粉也不擦了，衣服也随便一套。

　　“那时候我真的哭了，好像什么都没希望了，真的呀，你说呢？”家人安慰她说没关系，“当面跟我这么说，转过头呢……担心的事情太多了，老公多年轻呀，说心里话，两个人在一起，那个东西没了，他会担心你，你也会担心他。”张丽萍转头看着车窗外，“现在这么开放的社会，你说是不是？”

　　化疗时头发一把一把掉下来，张丽萍很揪心，索性统统剃掉。她形容当时的情景跟电视里演的一模一样。她花3000元买了假发，又痒又痛，后来干脆不戴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那医生说了， ‘你的头很漂亮，不戴(假发)没关系的’，他说，‘你要自信，你很漂亮。’他这样跟我说，也给我安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戴了。”

　　张丽萍经常去寺庙拜菩萨，人家看着她，头上很光，长久不出门人又很白，以为她是尼姑。“后来就认命了”，张丽萍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想说话，对亲友隐瞒病情，“很自卑的事情”，现在她想开了，“5年多了，还想不开？”动刀那年她47岁，有放弃的念头时，一想起孩子还小，就劝自己身体一定要好，“母爱确实伟大”。

　　陷入回忆时，车正开在老洋房之间，周围一片寂静，从楼洞深处升上一股不易察觉的潮湿气息。张丽萍盯着街上走过的女人，说，“我现在看到每个女的都很漂亮。真的，看她们个个都是美女，不管怎么样的，我就看了顺眼。”

　　她又开始讲述起做女人的不易，感慨男人抛弃年轻的病友，电台里恰到好处地播放着《野百合也有春天》。大巴车到站，张丽萍匆匆下了车，埋头走路，很快融入街边的人群中。大巴晃晃悠悠继续前行。

　　医院与火车站相似，一是大部分是外地人，二是票(号)不好买

　　临近傍晚，宋健全忽然在车里起身，举起手机。“我没来过上海，我们文化有限嘛，不懂就拍一下。”

　　他的老家在安徽，老两口在浙江温州打工，某日干活时忽然头晕，甚至看不清手机。读大三学医的女儿帮他挂了专家号、订了旅馆，让他一定来上海查一查。

　　宋健全还没拿到结果，他感到很兴奋，到处问人去东方明珠该怎么走。妻子顺从地坐在他身后，“不看病我们也不会到上海来，你看路边，环境特别干净。”

　　“我们没有文化，(在医院)全靠问，人家讲了一句两句，之后就不讲了。”看病顺道旅游使他心情不错，但想到上海的物价，脸又沉了下来，“吃个早点，最少要10元，我们农村没有的。来回跑两趟要三四千元。”

　　医护人员来去匆匆，仅一天，华山医院的门诊量可以达到1.3万人次。去年12月，就医直通车在一个月里载了538位去肿瘤医院的乘客、659位去中山医院的乘客、333位去瑞金医院的乘客、407位去华山医院的乘客和252位去五官科医院的乘客。

　　蔡炯的私人电话号码贴在大巴车上，供乘客返程时拨打。“几分钟一个电话，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停”。

　　上海正在冲刺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吸引周边国家和地区病人来沪就医，目标的大限是2020年。

　　在外籍人士来看病之前，乡村里的疑难杂症也希望得到上海专家的诊治。

　　在萧山工厂打工的王鹏是陪工友来上海看病的。他们先是去了杭州的一家医院，又去了南京看皮肤病的一个研究所，一年打工攒下的五六万元很快就要花光了，但还没查出到底得了什么病。

　　王鹏的工友先是发烧，后来皮肤出现红斑、浮肿，住了十几天院，内外科做了一通检查，医生建议还是看皮肤科。如果上海的大夫还找不到病因，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这样的底层有什么办法，有病就得看，借钱也得治。”王鹏重复着“底层”这个词，指着大巴车上的座椅说，“我们就是生产这种椅子的，有架子，把棉花套上，做一个能挣5元，一小时最多能做5个。”

　　“我们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好大，以前不怎么生病，现在奇奇怪怪的病……”病人郁闷时喝酒抽烟，不说话。王鹏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劝他别喝酒了，烟少抽，对身体不好。

　　他们打工时租住在每月200元的房子里，现在这钱只能勉强在上海住一晚。医院旁边举着牌子的人正在招揽生意，短期家庭住房两个床位每晚的价格在150元到220元之间，同时出租到外省市的汽车。肿瘤医院附近的如家或是速8酒店，一晚的价格接近400元。旅馆里走过光头的男男女女，爱漂亮的女士会戴着帽子或头巾。一家名叫“大众假发店”的商铺把“假”字涂掉，留下可以辨认的痕迹。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国每天有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平均每分钟7个人。医院排队的人群中总有些拖着行李箱的家属，他们小心翼翼地贴着前面的人，生怕被加塞。有人评价说，医院与火车站相似，一是大部分是外地人，二是票(号)不好买。

　　来这一趟不容易，他们手里排了许久的号，很可能关系家人的生死。在来上海的路上焦虑已经开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反复询问家乡舟山的司机，上海的医院怎么样，“毕竟不是自己生活的地方，多少都有陌生感，怕坐错车，心里忐忑。”

　　也许是出于匆忙，大巴车司机捡到最多的是遗落的片子和病历本，有一次捡到了现金，“这是人家看病的钱”，归还后，失主送来锦旗。

　　到上海看病，像是一种信仰，“怕小毛病搞成大毛病，相信上海的医院”“上海的大夫见多识广”“这个动刀子的事情不好随便”。

　　据统计，在上海的三级医院出院病人中，外省市病人占38.82%，上海成为国内外地患者流入最多的城市之一。上海许多医院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医保直接结算，客观上吸引了外地病人。在周边的村子，不到上海看病甚至会被乡亲指责，哪怕到上海无济于事，也要兜一圈再回去。

　　长恨春归无觅处

　　病房的窗户与黄浦江畔亮着的是同一种颜色的灯光。敞开的病房门中，飘进了一股鲜花的气息。一位外地老先生许是久未出门，黄色的领带打得太小，衬衫的领口又太大，很不协调。手中拎着的片子随着走动发出清脆响声，只有疾病才促使他出门远行。

　　蔡炯的搭档名叫钟蔚萍，在由小卖部改造的房间里收款。她做了半辈子服务行业，还有15天退休，人称“闲人马大姐”。有外地乘客把她当成专家，“说这里那里不舒服，问我是什么病。”有人得了肿瘤，面露紧张，“马大姐”宽慰几句。但祝福的话也只能听听，外地的病人等待上海医生的“宣判”。

　　从就医直通车下来后，乘客总是小跑着奔向拥挤的医院。到了就诊室，焦虑和对焦虑的恐惧达到顶点。有人见了医生就开始痛哭，求他救救在胸上发现阴影的14岁女儿。有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医生，眉头很少舒展。走出诊室，一些人双手在胸前合拢感激上苍；还有一些陷入更深的焦虑之中，面对墙壁半晌不语。

　　王俊是交运巴士长途南站的副站长，办公室的墙上贴着长三角地区交通图。“开通就医直通车之前，我们做了问卷调查，发现很多老年人来上海看病，比如普陀有三四成的乘客，每周固定时间来上海就医。”他说，公司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让看病的人零换乘。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是从江浙迁移过来，外地人在这儿有老亲戚，看病喜欢找他们打听下。”一位老先生拿着翻盖手机，不会上网，庆幸自己有老乡在医院做厨师，能帮自己联络联络。一上车，他就忙着辨认东南西北。

　　有人检查没做过，仅仅胸闷了一周就飞了2000公里找到上海的知名专家；有人偏头痛，诊断明确，吃药控制效果不错，但仍花了两个月把全国知名神经科专家门诊看了个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门诊病历。

　　这与“90%的病不出县”的要求背道而驰。医改以来，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向来是重点，但无论是建立医联体、医生多点执业还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似乎都很难改变大城市大医院的虹吸效应。

　　“国家的钱向下走，病人和医生却向上涌。”一位医生表示。2013至2017年，各级财政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直接补助由1059亿元增加到1808亿元，年均增长14.3%，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的44.2%。

　　但大型公立医院“已经长成了一个个大胖子。而在基层，医生收入被“绑死”，实力不强，为规避风险，也不愿意患者全都到基层首诊。

　　大巴车上的患者，有许多是被推荐来上海看病的。“小地方只有一个诊室，一个医生，一天挂50个号最多了。”一位患者家属说。

　　另外，大医院和小医院的药品目录不一致，基层医疗机构拿不出大医院开出的药品，也使大巴车上多了一些专门来开药的病患，回程时手上拎着大包小包的药品。

　　他们并不知道，国家在宏观层面多次表示，要继续强基层，培养更多的全科医生，通过医保差异化报销引导群众首诊到基层。在病人眼里，大城市大医院里的大医生，说话分量最重。

　　交通像潮水一样，早上涨潮、退潮，晚上又涨潮。广播里开始点歌，病人们听着那些遥远的祝福，歌手动情地唱着，“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

　　张维在公号写道，“茫然和惆怅，和着这个时节软软的风，一下一下地往人心里啄，令人一会儿痴痴地想哭，一会儿又茫茫然一笑。”“就怕她不肯等我呢，花不等，鸟不等，春天也纵然是不肯等的。”

　　1月29日，化疗了70次的张维去世。

　　几乎没人意识到，这辆大巴少了一位乘客。

　　(本报记者江山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张丽萍、宋健全、王鹏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杰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